談到北宋我們首先會想到的是它曾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最繁榮的時期，這一點我們從清明上河圖中便可窺探一些。但是，我們對他的另一印象便是「積貧積弱」。而產生這種現象的最大原因便是「三冗」問題的存在。「三冗」問題指的是「冗官」、「冗兵」、「冗費」，前兩者的現象導致了後面的結果。然而在北宋經濟這麼繁榮的情況下，又是如何產生了「冗官」、「冗兵」、「冗費」這一系列現象的？
一、「冗兵」產生的原因「冗兵」這一現象也不是特指北宋時期才擁有，其實在各朝各代都會或多或少產生「冗兵」這一現象。但是他們都沒有像北宋時期那樣嚴重，並且最後間接導致滅國的局面。說起「冗兵」產生的原因，我們可以從內部和外部兩方面來分析。
二、從內部談「冗兵」產生的原因首先要談論到的便是宋朝的軍事制度，也就是內部原因。宋朝與前朝相比，最大的一個變化就是「賦重役輕」並且採取了「募兵制」，據史料記載宋朝軍隊的主要來源是「或募士人就所在團立，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募饑民以補本城，或以有罪配吏給役」四種途徑。由此可見當時的百姓想要進入軍隊是極其容易的，且途徑很多，這也就是我們說的門檻低，其次趙匡胤曾說：「吾家之事，唯養兵可為百代之利。」並實時了招募難民從軍的制度。因為他們心裡清楚難民數量如果過多就會形成一股反叛勢力或者成為山賊強盜，但不管是哪一種都對國家治理不利，然而招募難民不但可以彰顯自己的仁義道德，又可以把這種勢力抹殺在搖籃中，還可以增強軍力，何樂而不為呢？
其次，宋代為了防止出現唐朝「藩鎮割據」的局面，從而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各級官員的權力，實行了一職多官。同時由於宋代當時大興科舉、採用恩萌制、奉行「恩逮於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籠絡政策，導致官員多貪戀權位，行政效率較為低下，官僚機構龐大且臃腫，各級官員缺乏進取心。而臃腫是潰爛的開始，當時宋朝官場十分腐敗，效率很低，導致大量募兵、養兵，卻忽視了軍隊的訓練及將領的選拔，擴編後的軍隊素質低下，大多臨陣多敗，而軍隊將領頻繁的調動，導致「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形成積弱的局面，導致冗兵。冗官、冗兵造成費用大增，遼和西夏以及後期的金又要大量銀絹，入不敷出，形成積貧局面。
另外就是宋朝實行不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因此，大量的土地都集中在地主和地方官員的親信手上，而當時的農民不但沒有土地播種還要繳納稅務。於是他們只能接受地主階級的不平等剝削，租地主家的土地來播種。於是就導致了富人越來越富有，窮人越來越窮的局面。
雖然可以租地主家的土地播種，但是過重的稅務，以及地主的欺壓，使得百姓不能溫飽過日，所以這個時期難民的數量大大增多。並且在宋仁宗時期又降低了對難民的要求，說到：「有願隸軍而不中者，聽隸下軍。」這就更加加大了難民從軍的數量，而當時為何要頒布如此制度，徵收如此之多的士兵，這就和宋朝當時的政治局面有關，也是所謂的內部因素。三、從外部談「冗兵」產生的原因首先是為了在對外作戰時，不吃兵力的虧，我們都知道宋朝與西夏作戰，宋朝在地理位置方面吃了很大的虧，因為宋朝對夏沿邊的四路兵力因地理因素，十分分散，不能做到互相支援，雖然宋朝兵力總數龐大，但是卻不能彙集與一路，所以在於西夏作戰時常常處於下風。
為了解決這種尷尬的局面，就大量徵兵，其目的就是為了使宋朝的每一隻軍隊，即使在人數上沒有壓倒式的優勢，也要旗鼓相當。另外就是宋神宗元年間，宋軍在攻打西夏的戰爭中常處於劣勢，宋朝軍隊常常是「狼狽而歸，卒疲食亡，失亡甚多」，為了彌補虧損，就需要大量的士兵去填充。
其次是因為，宋朝士兵都是中原人士，往往都是在家務農，不像游牧民族常年在馬背上行走，體格健壯，並且在力量上往往也懸殊較大，所以為了彌補這一缺點，在面對對手時，我們往往會採取同等數量的三倍左右兵力去作戰，而為了保證能夠」以三抵一「並且為了在接連的失敗任然有兵可用，自然就會大量徵兵。
除了對外作戰需要兵力，駐防邊城亦需要大量兵力，宋朝建址有一弊端便是沒有地理上的優勢，即天險。當時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都城於開封，就國防來說，開封就是漏露在黃河邊上的平地，沒有洛陽和西安好守，所以為了防止他人入侵，就需要大量的士兵駐守邊疆，以防止游牧民族的騎兵突然來襲。當然在軍事上面的確需要大量的兵力來增強國力，但是物極必反，大量招兵，雖然在數量上大大的增多，但是質量卻不行，給宋國帶來了極其大的危害。四、「冗兵」的局面給宋朝帶來的危害造成「冗兵」的局面，除了上面的募兵制外，還和當時宋朝士兵服役期限有關，《國史大綱》中記載「募兵終身在營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間四十餘年，實際可用者至多不過二十年，稟之終身，實際既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無用而仰食。」從這裡我們便可看出，北宋服役實行終身制，而士兵真正能對國家做出貢獻的也就十幾年而已，其餘時間都靠國家養著，這種制度造成北宋士兵易招難退的局面，導致軍隊數量只增不減，而這一群老弱士兵，不僅數量龐大，而且戰鬥力低下。
就是一群無用之兵，其次就是募難民的制度，雖然解決了兵力問題，但是難民大多素質低下，也並無什麼戰鬥力，難以聽從指揮，而大量的招募士兵，必然需要國家的財力作支撐，「一歲總計天下之人，不過緡錢六千萬，而養兵之費約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由此可見養兵是極其花費財力的。大量招募軍隊規模增大，就需要大量的財政支出，為了讓財務支出跟的上軍隊擴展的速度，就得增強稅收，使得苛捐雜稅的現象更為嚴重，難民也就越來越多，如此循環，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造成了「冗費」的現象。
五、這種現象給我們帶來的啟示當然任何事情都有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雖然北宋「冗兵」現象，給宋朝帶來了極其大的災害，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他的積極方面，它的確擴大了軍隊的規模，相較於之前，對外形成一種震懾的力量；將大量的難民納入軍隊，減少了人口的流動性，有利於社會安定，便於國家統治。
但是，宋朝的冗兵制度也的確存在著極大的弊端和消極方面。首先就其軍隊的組成來說，軍隊是由大量的難民以及務農的農民組成的，相較於專業的士兵來說，專業性、紀律性等方面有著十分大的差異，不易於管理者管理，也就是我們說的質量不過硬，只是空有個數量而已。
其次，軍隊招收大量士兵，管理鬆散，士兵中軍心不齊，而趙匡胤實行「杯酒釋兵權」的管理方法，並不重視士兵的成長，這些士兵缺乏統一的有權威的將領，便時常會出現士兵叛逃的情況，再加之在上面提到的壓迫與剝削的情況，軍隊內部的穩定就更加難以維持。軍官欺壓和奴役士兵，剋扣軍餉，是常有的事，而士兵為了生計，就不得不兼營他業，這就會導致士兵的戰鬥力下降，嚴重影響了軍隊的作戰能力，
再次，統治者將最精銳的士兵組成禁軍，駐守在皇宮別院，導致邊關沒有相應的作戰能力，使得在與外族的對抗中處於劣勢。
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軍隊、組織的規模過大。宋朝就好像是一顆年老的樹，看著體型很龐大，枝葉繁茂，實則早以外強中乾，不堪一擊，只是在維持著表面的「強大」而已。在這裡再一次證明，數量龐大並沒有什麼用，可能龐大的數量讓你看起來強壯，但是想要真正的強大還是得依靠過硬的質量。
所以從這裡我們可以得知，在北宋時期，如果當時的軍隊注重的是軍隊內部的修鍊，讓每一個加入軍隊的士兵都得到足夠的鍛煉，提升軍隊作戰能力，而不是一味的增加數量，企圖以數量碾壓帝國，那麼便不會產生「冗兵」「冗官」、「冗費」的局面，最後導致國家滅忙。就像我們當今社會，都過於講究速度，對事、對人、對物，都不在講究質量，常常都是形式大於意義，物質大於精神。使所有東西都極其容易過期。而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我們都忘記了質量才是最根本的東西。
數量多不如質量好，從北宋冗兵帶來的影響，談質量才是硬道理
談到北宋我們首先會想到的是它曾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最繁榮的時期，這一點我們從清明上河圖中便可窺探一些。但是，我們對他的另一印象便是「積貧積弱」。而產生這種現象的最大原因便是「三冗」問題的存在。「三冗」問題指的是「冗官」、「冗兵」、「冗費」，前兩者的現象導致了後面的結果。然而在北宋經濟這麼繁榮的情況下，又是如何產生了「冗官」、「冗兵」、「冗費」這一系列現象的？
一、「冗兵」產生的原因
「冗兵」這一現象也不是特指北宋時期才擁有，其實在各朝各代都會或多或少產生「冗兵」這一現象。但是他們都沒有像北宋時期那樣嚴重，並且最後間接導致滅國的局面。說起「冗兵」產生的原因，我們可以從內部和外部兩方面來分析。
二、從內部談「冗兵」產生的原因
首先要談論到的便是宋朝的軍事制度，也就是內部原因。宋朝與前朝相比，最大的一個變化就是「賦重役輕」並且採取了「募兵制」，據史料記載宋朝軍隊的主要來源是「或募士人就所在團立，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募饑民以補本城，或以有罪配吏給役」四種途徑。由此可見當時的百姓想要進入軍隊是極其容易的，且途徑很多，這也就是我們說的門檻低，其次趙匡胤曾說：「吾家之事，唯養兵可為百代之利。」並實時了招募難民從軍的制度。因為他們心裡清楚難民數量如果過多就會形成一股反叛勢力或者成為山賊強盜，但不管是哪一種都對國家治理不利，然而招募難民不但可以彰顯自己的仁義道德，又可以把這種勢力抹殺在搖籃中，還可以增強軍力，何樂而不為呢？
其次，宋代為了防止出現唐朝「藩鎮割據」的局面，從而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各級官員的權力，實行了一職多官。同時由於宋代當時大興科舉、採用恩萌制、奉行「恩逮於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籠絡政策，導致官員多貪戀權位，行政效率較為低下，官僚機構龐大且臃腫，各級官員缺乏進取心。而臃腫是潰爛的開始，當時宋朝官場十分腐敗，效率很低，導致大量募兵、養兵，卻忽視了軍隊的訓練及將領的選拔，擴編後的軍隊素質低下，大多臨陣多敗，而軍隊將領頻繁的調動，導致「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形成積弱的局面，導致冗兵。冗官、冗兵造成費用大增，遼和西夏以及後期的金又要大量銀絹，入不敷出，形成積貧局面。
另外就是宋朝實行不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因此，大量的土地都集中在地主和地方官員的親信手上，而當時的農民不但沒有土地播種還要繳納稅務。於是他們只能接受地主階級的不平等剝削，租地主家的土地來播種。於是就導致了富人越來越富有，窮人越來越窮的局面。
雖然可以租地主家的土地播種，但是過重的稅務，以及地主的欺壓，使得百姓不能溫飽過日，所以這個時期難民的數量大大增多。並且在宋仁宗時期又降低了對難民的要求，說到：「有願隸軍而不中者，聽隸下軍。」這就更加加大了難民從軍的數量，而當時為何要頒布如此制度，徵收如此之多的士兵，這就和宋朝當時的政治局面有關，也是所謂的內部因素。
三、從外部談「冗兵」產生的原因
首先是為了在對外作戰時，不吃兵力的虧，我們都知道宋朝與西夏作戰，宋朝在地理位置方面吃了很大的虧，因為宋朝對夏沿邊的四路兵力因地理因素，十分分散，不能做到互相支援，雖然宋朝兵力總數龐大，但是卻不能彙集與一路，所以在於西夏作戰時常常處於下風。
為了解決這種尷尬的局面，就大量徵兵，其目的就是為了使宋朝的每一隻軍隊，即使在人數上沒有壓倒式的優勢，也要旗鼓相當。另外就是宋神宗元年間，宋軍在攻打西夏的戰爭中常處於劣勢，宋朝軍隊常常是「狼狽而歸，卒疲食亡，失亡甚多」，為了彌補虧損，就需要大量的士兵去填充。
其次是因為，宋朝士兵都是中原人士，往往都是在家務農，不像游牧民族常年在馬背上行走，體格健壯，並且在力量上往往也懸殊較大，所以為了彌補這一缺點，在面對對手時，我們往往會採取同等數量的三倍左右兵力去作戰，而為了保證能夠」以三抵一「並且為了在接連的失敗任然有兵可用，自然就會大量徵兵。
除了對外作戰需要兵力，駐防邊城亦需要大量兵力，宋朝建址有一弊端便是沒有地理上的優勢，即天險。當時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都城於開封，就國防來說，開封就是漏露在黃河邊上的平地，沒有洛陽和西安好守，所以為了防止他人入侵，就需要大量的士兵駐守邊疆，以防止游牧民族的騎兵突然來襲。當然在軍事上面的確需要大量的兵力來增強國力，但是物極必反，大量招兵，雖然在數量上大大的增多，但是質量卻不行，給宋國帶來了極其大的危害。
四、「冗兵」的局面給宋朝帶來的危害
造成「冗兵」的局面，除了上面的募兵制外，還和當時宋朝士兵服役期限有關，《國史大綱》中記載「募兵終身在營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間四十餘年，實際可用者至多不過二十年，稟之終身，實際既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無用而仰食。」從這裡我們便可看出，北宋服役實行終身制，而士兵真正能對國家做出貢獻的也就十幾年而已，其餘時間都靠國家養著，這種制度造成北宋士兵易招難退的局面，導致軍隊數量只增不減，而這一群老弱士兵，不僅數量龐大，而且戰鬥力低下。
就是一群無用之兵，其次就是募難民的制度，雖然解決了兵力問題，但是難民大多素質低下，也並無什麼戰鬥力，難以聽從指揮，而大量的招募士兵，必然需要國家的財力作支撐，「一歲總計天下之人，不過緡錢六千萬，而養兵之費約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由此可見養兵是極其花費財力的。大量招募軍隊規模增大，就需要大量的財政支出，為了讓財務支出跟的上軍隊擴展的速度，就得增強稅收，使得苛捐雜稅的現象更為嚴重，難民也就越來越多，如此循環，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造成了「冗費」的現象。
五、這種現象給我們帶來的啟示
當然任何事情都有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雖然北宋「冗兵」現象，給宋朝帶來了極其大的災害，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他的積極方面，它的確擴大了軍隊的規模，相較於之前，對外形成一種震懾的力量；將大量的難民納入軍隊，減少了人口的流動性，有利於社會安定，便於國家統治。
但是，宋朝的冗兵制度也的確存在著極大的弊端和消極方面。首先就其軍隊的組成來說，軍隊是由大量的難民以及務農的農民組成的，相較於專業的士兵來說，專業性、紀律性等方面有著十分大的差異，不易於管理者管理，也就是我們說的質量不過硬，只是空有個數量而已。
其次，軍隊招收大量士兵，管理鬆散，士兵中軍心不齊，而趙匡胤實行「杯酒釋兵權」的管理方法，並不重視士兵的成長，這些士兵缺乏統一的有權威的將領，便時常會出現士兵叛逃的情況，再加之在上面提到的壓迫與剝削的情況，軍隊內部的穩定就更加難以維持。軍官欺壓和奴役士兵，剋扣軍餉，是常有的事，而士兵為了生計，就不得不兼營他業，這就會導致士兵的戰鬥力下降，嚴重影響了軍隊的作戰能力，
再次，統治者將最精銳的士兵組成禁軍，駐守在皇宮別院，導致邊關沒有相應的作戰能力，使得在與外族的對抗中處於劣勢。
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軍隊、組織的規模過大。宋朝就好像是一顆年老的樹，看著體型很龐大，枝葉繁茂，實則早以外強中乾，不堪一擊，只是在維持著表面的「強大」而已。在這裡再一次證明，數量龐大並沒有什麼用，可能龐大的數量讓你看起來強壯，但是想要真正的強大還是得依靠過硬的質量。
所以從這裡我們可以得知，在北宋時期，如果當時的軍隊注重的是軍隊內部的修鍊，讓每一個加入軍隊的士兵都得到足夠的鍛煉，提升軍隊作戰能力，而不是一味的增加數量，企圖以數量碾壓帝國，那麼便不會產生「冗兵」「冗官」、「冗費」的局面，最後導致國家滅忙。就像我們當今社會，都過於講究速度，對事、對人、對物，都不在講究質量，常常都是形式大於意義，物質大於精神。使所有東西都極其容易過期。而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我們都忘記了質量才是最根本的東西。